张曼菱：精神的框架，民族的脊梁（上）
周志兴：
今天我们请到了张曼菱女士。张曼菱是北大77级，也是当时的校园风云人物。
在上学的时候，她就写了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来还写了很多书，比如《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国布衣》等，有的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总之，她不但是个作家，而且是个有情怀的人，这个情怀表现在她不是书斋里的作家，她很关心中国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关心历史，也关心现实。所以今天请她来讲这两本书。
另外，曼菱提出要请唐小兵教授做一个助攻，因为小兵教授也是研究民国史的，今天他们两个做这个直播一定会非常有意思。
唐小兵：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关于张老师两本书的活动，这是我第二次到南翔书苑，上次到这里做过一个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讲座。
我自己对西南联大一直有兴趣，一次在一个群里，我觉得张老师性格特别直率，臧否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后来就主动加微信认识了。
我把一本小书《与民国相遇》快递给张老师看，张老师对我说，一定要面向未来写作，不要老面向过去。要我面对民国的大家时，不要总是有一种类似于粉丝的心态，要有自己的主体性生长出来。
这些评语对我来说都是当头棒喝，我觉得蛮有意思。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到这里来参加这个活动，就这样一些共同话题做讨论。
在这样一个时刻，讨论文化人，讨论知识人，讨论文化精英的使命，对于今天的中国和社会，也是蛮重要的，也蛮有当下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精神框架和民族脊梁
张曼菱：
这是我在疫情三年以后第一次出省，到了江南，特别高兴，我想起郑板桥的“四十年来画竹枝”，只是删尽冗繁而已，留下来的是筋骨、精气神；“画到生时是熟时”，我们还在，一拨朋友们更加直率，也更加善于思考了，这让我特别地受到鼓舞。江南不仅是锦绣之乡、风景之乡，确实是人文之地、气骨之地。
现在坐在这儿，我先说一下我讲座的标题“精神的框架，民族的脊梁”。一个社会要稳定，要安宁，要让人民有安全感、幸福感，它必须是有框架的，包括法律的框架、经济的框架、道德的框架等种种框架。
我本身是学人文学科出身的，从最早的文学作品开始，我便关注人性，因为所有的框架都是由人来操作的。
那些义理你写在纸上一条一条的，就像我们每天走在路上看到的那些价值观标语，都是赏心悦目都是好的，但为什么还出现很多糟糕的事呢？所以我就想讲一讲精神的框架。
从我们古人，从中华民族的传统里，其实可以发掘到非常优秀的东西。就拿西南联大来说，闻一多这拨文人在当年的抗战环境中也是在寻找这种精神框架。
我在四川见了马识途，他跟我说闻一多想办一个报纸叫《十一》，十一合起来就是“士”。他想重新再塑造那个时代的人格和精神，而从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里是可以找到这个框架的。
《孟子·公孙丑上》讲到人有四端，就是四个开端，就像人的四肢，先是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才能行不忍人的政治。
所以他把“不忍”作为四端的起源。
不忍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比如你见到一个小孩掉到井里了，你立刻就想捞他，你捞他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你想跟小孩的父母搭关系，也不是因为你想在乡里造一个好名声，而是小孩的那种惊恐首先搅动你的心，你内心不忍，你不能看到他在井里挣扎，你不能看到他活活被淹死——孟子说这才是人的本心和初心。他说，为政者、为君者，“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中国古人把那种残忍的人叫做忍人。孟子说，如果落在忍人的手里，就什么事都弄不成了。
所以，可想而知，我刚才说的那么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框架，必须基于这个“不忍之心”。
联句自勉
孟子又继续说，因为你不忍，所以你有“恻隐之心”，这就是仁。我们说“仁义礼智”，义就是因为你有了仁心才会有的羞耻之心，觉得“有些事我不做我就很羞耻，有些事我必须去做”。
因为你有了义这种羞恶之心，你就会有辞让之心，而不是“我见什么好的就都是我的，坏的都给别人”，这就是礼。因为你有了这种礼这份辞让心，就会有是非之心，那就是智。这样解释了仁义礼智，这就是人有“四端”。
关于精神的框架，古人一直说“外圆内方”，就是说我们自己必须是有框架的，有上线有底线，两边都有边界。鲁迅认为，我们这个民族能够走过来，就是因为有那么些拼死拼活地为民请命硬干的人。
我觉得这些人不是那种一时冲动的英雄，他们必有一个精神的框架在支撑自己。
我为什么要在开始讲述我的两本书之前提起刚才的这一番话呢？
我在一开始做西南联大研究的时候，和清华的徐葆耕先生，也是我的合作者谈起来。他说：曼菱，你做这个东西，你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就不是成功的。
什么问题呢？就是，五千年来，在这个地盘上，中华民族为什么打不散？各种天灾人祸、外族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一伙人就不散呢？就是要抱在一起呢？比如说，有一个邻居，你很讨厌他，但是日本人打进来，把他杀了，你必然愤怒，愤而起之为他报仇。同胞之心，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这么深呢？因为我们都共同在这个精神框架里，就是孟子说的这四端——仁义礼智。所以我们打不散，我们能够延续下来。
我觉得这种框架、这种精神也是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要延续，不单是靠几个仁人志士拼命硬干、为民请命，我觉得要塑造符合这个时代也符合人民理想的社会的精神框架。所以我就这么来命题了。
随身的字典
唐小兵：
听了张老师的话，我很受触动。2020年底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历史随笔《二十世纪中国精英文化的花果飘零》发表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其实可以回应刚才张老师谈到的他跟徐葆耕先生的谈话。
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讲，为什么在20世纪整个上半叶，中国人经过那么多苦难，但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民族的精神还韧性地存在？这也是我读张老师《西南联大行思录》一个很深的体会。
张老师对那个时期知识分子跟民众、跟社会的互动结合所弥漫出来的精神气象捕捉得非常深刻、非常到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是因为民国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他们大多有欧美留学的背景，有很强烈的“专业主义”；另一方面，虽然科举制废除了，但他们仍然传承了中国文化里非常好的“士大夫精神”，或者叫做“中国情怀”。
一方面有现代专业知识的基础，另一方面有中国传统那种君子人格的气象，在西南联大这群人身上可以看得到这两点的结合。
季羡林先生的不忍之心与羞恶之心
张曼菱：我先讲几个故事。
我最近看到抖音上有一个小年轻讲季羡林——有朋友知道我和季羡林先生关系比较深，就把这些视频发给我。我看后就很生气：这个小年轻在表扬季先生，用一种什么角度呢？他说，季先生包办的妻子在国内，虽然他在德国又邂逅了一位非常知性的少女，最终他还是回来选择了这个妻子，而且始终不渝……之类的，是从这样一个角度。
抖音什么的有很多小段子、小故事，在民间传播，很多都是断章取义，我对它们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格。但正是这个事，恰恰触动了我，我要说一说季羡林先生的精神框架是什么。
季羡林 图片源自网络
我跟季羡林先生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从我的大学一年级开始。当时季先生看很多人围攻我，怕我想不开，就派人跟踪我，我们的联系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我拍摄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的时候，要求采访他，但被他拒绝了两次。我为什么要去采访季先生呢？因为季先生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传人，他去学梵语、写文章，包括回国后的工作，都是陈寅恪先生推荐的。按理来说，季羡林先生应该是最适合谈他导师的人选，但他却拒绝了我两次，为什么？连他身边那个秘书都纳闷，说：曼菱本来是要什么得什么，但是这回却被季羡林先生拒绝了两次。
我马上感觉到，季先生内心里有一种障碍，有一种自责。于是后来我就说：先生，我不要求您谈西南联大，您就只谈陈寅恪。他才同意了。他给我讲了陈寅恪的家世，讲陈家三代爱国。从那时起，我才看到了季羡林的灵魂深处有一种负疚感——我们国内抗战那么残烈的时候，他是身在德国。留德十年，他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
他思念慈母，写的也是《诗经》。我一个师妹曾经跟我说，她想拍摄季先生的留德十年，我说：你要是拍这个，你想好没有，这段经历在季先生的人生里是一个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如果只拍这段的话，迎合的只是别人对异国之恋的兴趣。
他的国族情结，他深深的痛苦，你怎么拍得出来？如果你拍不出来，你就最好别拍。拍的话，大概率会变成一个流俗的跨国洋恋爱的影视片。我就阻止了。
实际上，季羡林是一个贫困的牺牲品。因为他家实在太贫穷了，母亲把他送去当养子，他才能够读中学。他的养父母又欠人家房租，这个房东有几个女儿，他跟小女儿比较好，但是人家要嫁大女儿。所以他只能默默吞下一个又一个贫困的苦果。
季羡林书法 图片源自网络
他清华毕业回去又回去教书，但受过清华熏陶以后，他不甘于这种生活。他注意到冯友兰搞了一个留学项目，马上就报名出国了。如果非要说他是为了妻子回国，好像是要把他塑造成一个道德完人，但是你看季羡林公开出版的《清华园日记》，里面骂教授、“看女生大腿”之类的都有，他不想当一个道德的楷模。
他从德国回来是有很多原因的，不要把他包装成是为了妻子回国、守在妻子身边。否则就完全不理解他是一个真实的丰富的人，一个即便受了苦难也要承担着民族的痛苦的人。他是怀着国族之心毅然回来的，并不是说他有一个妻子在这儿才要回来。
他回来以后，看到虽然抗战胜利了，但国家一片凋零，妻儿一片憔悴，因此他决心再不离开，因为离开故土本身就是痛苦。
在这样一个厚重、深沉的历史面前，国耻在他心中俨然已变成了个人耻辱。他曾经跟邵燕祥说：“我为我不是右派而感到羞耻。”季羡林身上充分体现孟子说的不忍之心、自知之心、羞耻之心。
如果他没有羞耻之心，他不会匆匆地从敌国赶回来，要为自己刚刚从抗战中喘息过来的祖国奉献一切；如果他没有孟子说的四心，就不会让他的妻子始终留下陪伴。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深沉的情怀，而不是简单的像抖音里说的那样。
闻一多先生的个人魅力与对学生的不忍之心
张曼菱：我再说一点不忍之心。
闻一多 图片源自网络
从道理上说，精神框架并不需要很多规范，其实就是“初心”。我采访过海内外两岸三地的很多联大学友，他们最钦佩的人，一个是梅（梅贻琦）校长，全力端着西南联大，维持着这所战争中的大学，毫无疑问是中国第一大学的第一校长；还有一个就是闻一多，无论左派右派，都热爱闻一多。
一个从美国过来的药学专家跟我说：闻先生高高的个子，眼睛放着光，远远走过来就是一股热气向你喷来。他就是有这种人格魅力。很多人也知道闻先生在山洞里唱歌的事——走得又累又冷的时候，忽然山洞里响起了一个男声，特别好听。
我听过闻先生儿子唱，应该是跟闻先生嗓子差不多，特别好听。闻先生唱的歌剧特别优美，大家一听都着迷了，也不觉得累了饿了，不知不觉就走出去了，天也亮了。当歌声停了的时候，大家还很遗憾。闻先生特别像红烛，红烛就是在最寒冷的时候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我还要说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事情。北大有位叫季镇淮（北大中文系教授，文学史家）的先生，曾教过我，人家说他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虽然他讲课不是太精彩，但是学问非常大。
你看他的文集，他具有非常优秀的感受美的心灵，凡是好的事，他绝不会放过，就会记下来。他写过闻一多先生一个什么事呢？他们步行团走到某一个县，因为那个地方太小了，也太晚了，就买不到吃的，学生们没饭吃。
恰好县长听闻来了一批著名的教授，就摆了一桌宴席，要请闻院长和老师们赴宴。学生一听就闹起来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以校为家”，老师就像他们家长似的，突然老师要去赴宴，而他们还在饿着，就跟“弃儿”一样。
按照正常的道理来说，人家请的是老师，学生们没采购到吃的喝的跟老师们没有关系。但闻先生就有不忍之心，非常理解这些学生，知道这时候他们就像小孤儿一样，虽然只是一顿饭，他们会感觉自己被抛弃了。
闻先生站起来说：“我四十多岁的人了，我和大家一样，走了一天。首先，今天这种事情发生，不是谁故意造成的，不是说故意买不着菜，所以大家不要闹。第二，我不吃，我和大家坐在这儿，饿一夜。”学生一下就安静了，没话说了。其他的几位老师也表示不去吃，为了表示没去吃，就也坐在那儿，和学生一起饿一夜。
这样的胸怀，才奠定了西南联大能够与学生们同甘共苦，学生对老师的爱戴和敬爱才是真心的，发自肺腑的。
闻一多与众教授
闻先生感觉到的是，这个国家、民族还有沦陷区的父母们把这些孩子交给了我们，如果仅仅因为一顿饭就让他们的心灵受到摧残，他们还会信任我们吗？我们再在课堂上讲课，再说这样那样的道理，学生们还会听吗？
闻先生这样的思和行，就是他“不忍之心”的体现。这个故事使我深深明白闻一多的魅力。为什么青年学子对他如此钦佩？因为“不忍之心”的感染是不分左中右的。
这事发生的第二天就迎来了“台儿庄大捷”，大家都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大家很高兴地上街游行，也满足地吃了一顿，透着师生同心同德的高兴。试想，如果那天晚上老师和学生就分裂了，那么这个胜利的喜悦恐怕也不会这么喜悦了。
在步行团路上发生的种种，为联大师生后来坚守在昆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生们知道：我们是西南联大的学子，我们有老师是可以依赖的，我们是有精神框架的。
梅贻琦先生也是这样的人。他儿子说：他回来从不问“你们吃饭没有”，他也不知道家里人还饿着。他就全心管学校去了。
这两个故事就给大家解释了什么是“不忍之心”，为什么说“人有四端”，这是构成精神框架的一个本源的文化和力量。
西南联大人所体现的真正精英意识
我补充一点，刚才张老师讲了西南联大和闻一多，闻一多也是我很欣赏的一个诗人、学者。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创造这样一个奇迹，其原因让我想起何兆武（清华大学教授）先生出的一本书——《上学记》。
我一直在琢磨何兆武先生提的一个问题。他们那时候烽火连天，在昆明经常跑警报，读书条件非常简陋，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却说那时候他们有一种幸福感。
我有时候想：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都有一种特别苦闷、烦闷的感觉，我们今天面对的生活条件、物质基础比西南联大那时候无疑是进步和提升的，为什么反而那个时代的人会有一种幸福感？一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有希望；二是因为，在当时的昆明那座城市里，同学和老师之间是非常平等、民主、自由的，彼此之间有信任、有善意，这是特别重要的。这也是何兆武先生反复谈到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另外我回应一下曼菱老师刚才多次谈到的孟子的思想。
面对任何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一个民族的脊梁都是一种有力的力量，这也是知识人的文化情怀。我想起余英时先生在回忆录里谈到的，包括胡适也引用过的，说民国时期很多人克服重重困难也要回到中国。
他们经常引用的一个比喻就是鹦鹉。这个故事说，有一只鹦鹉曾经在一座山上居住，后来离开了那座山，再后来那座山起火了，于是，鹦鹉就飞到一条河流旁边，用它的翅膀沾一点水滴，再飞很遥远的路途，飞到起火的山上扇动它的翅膀，让几滴水滴下去。其他百兽都嘲笑它，“蚍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然后鹦鹉说，“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这座山，但我曾经在这座山上居住过，我有情感，我有共情，我有体验”。鹦鹉说“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这就是它的不忍之心。我觉得这可能是那一代中国文化精英的共识。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精英和成功人士的区别，很有感触。
前些年在杭州参加的一个书院的暑期课程，当时晚上有一个夜沙龙，参加者多是来自海内外名校的本科学生，二十岁左右的年纪。我就问那些同学：“你们认为自己是精英的，或者以后会成为中国社会精英的同学，举一下手。”总共三四十个学生，没有一个人愿意举手。他们说：“唐老师，我们不愿意做精英。”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大家觉得做精英是很羞耻的，因为精英就意味着会被人鄙视和嘲笑的。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精英”，比如士人、士大夫、士绅，他们更多承担了这个社会的公共文化责任，他们对弱势群体是有共情能力的，并通过行动来克服虚无，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他们就像基督教《圣经》里讲的，不但要做人世间的光，还要做人世间的盐——他们要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
而现在我们语境中的“成功人士”，往往是利用社会上的潜规则或者模糊地带来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以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扩展自己的利益，逃避要承担的公共责任——这些人被叫做“成功人士”。
王希季 图片源自网络
今天回过头来看民国这些人物，胡适也好，傅斯年也好，很多人，包括地方上的一些实业家、企业家，做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不是说“我成为精英我就更多地具有对别人的支配权，在消费中获得自我快感”，而是要更多地帮助、扶持周边的社会共同往前走。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西南联大这代人，他们更多的是考虑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一己利益，他们的格局、胸怀是不一样，因此他们就不会被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天地自怨自艾。这是让我特别受触动的。
齐邦媛老师的《巨流河》出版以后，当时《东方早报》发表了一个年轻学者对她的采访，她讲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她说她的人生从来不抱怨也不诉苦，也从来不向别人解释她为什么做这样一个决定。
比如很多人好奇，当年她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左翼青年，为什么在大学里别人都去参加学生运动和前进读书会，她还去听莎士比亚的课程，并且就她一个人修了这门课。
她说，“我不想总是跟别人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否则太浪费生命了。你认定有内在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你就一直坚持去做就好了”。
我们回头来看西南联大这一群民国知识分子和这一代文化精英，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当时很多教授文章发表之前，互相手抄互相共享。这和我们今天大不一样。
我参加过很多学术会议，很多年轻学者不愿意提供会议论文，怕别人抄袭，PPT也严禁拍照之类的。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有这点心得体会，生怕被别人抄袭。但是你看那个时代的共享精神，完全不一样，格局不一样。
精神力量对于民族传承的作用
张曼菱：
那时候的师生有“薪火相传”的责任感，一切力量就是要传递民族的火种。我在台湾淘了一本书叫《我们生命中的七七》，里面有一些细节很值得细细品味。在大陆所出版的书里，关于抗战时期中小学转移的基本没有，这本书就弥补了这样的空白。
中小学的转移也是很感人的，当然也很艰辛、很困难。中小学的学生都是些小孩子，老师中又没有大学者、大名人。名人有名人的气节，有名人的社会楷模作用，但是普通人的气节同样是高贵的——他们付出的代价、付出的牺牲，不亚于名人，但是他们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书里写到，当时大量的中学转移，中学生带着斗笠，穿着草鞋，走过家门口的时候，奶奶就跑过去抱住孙子不让走，母亲来就把奶奶拉开说，“国家就要亡了，这是国家的种子，不是我们的孩子了，我们要为国家留下复国的种子，让他们走吧。留在这儿，以后就只能学日文不准学中文了，就成奴化教育的牺牲品了，我们没法反抗，但是我们要把孩子送走”——多么悲壮啊！
抗战，包括文化相传，是整个民族的，不只是精英的事。国家把学生交到那些名师手里，名师们有责任保护好这批学生，对社会做出楷模。这就是为什么梅贻琦家里人饿着肚子他都不管，要管学生们。
而且，正是因为中小学没有断裂，所以大学才能连续八年招生。李政道就是在抗战中完成了中学教育又到了浙大和西南联大的，他的导师给吴大猷写信说，“我已经不能再指导这个学生了，他是天才，要把他送到更好的老师手里”。这是中国“士传”的精神，像接力棒一样把他传上去。
李政道怀揣那封信来到西南联大，吴大猷一看，也不认识写信的这个人啊，但信里说的话让他感佩。李政道的导师并不是想获得什么，就是出于一个普通的物理老师的心，觉得这个学生值得吴大猷教，应该由吴大猷来教。就是这种心。
李政道 图片源自网络
前两天我在苏州的时候，我们校友带我去看了苏州中学。它的前身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所创的府学。
范仲淹回乡后，买了这块地，风水先生跟他说，“这个地方太好了，将来这个地上，你们家的子弟，肯定人才源源不竭”。
范仲淹一听，就想，这么好的地方，不能让我们家独享，要让这个地方的子弟都来读，让人才辈出。这也是“不忍之心”，不是说风水好了，范家就独占。我想，历代的地方官和民众也不忍心辜负范仲淹这番心意，也不敢随意拆建。
大家对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
西南联大的课堂 图片源自网络
范仲淹讲的又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出自“不忍”，想让大家一起来。不管是面对好事、坏事，自己都要有不忍之心，不然任何规定都规范不了人性的恶。不管东方法律还是西方法律，无论法律法规怎么完善，最后都约束不了人的根本，真正的约束还是要靠精神传承的。
为什么陈寅恪说“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他为什么相信，在战乱里，还要继续精神的学问？
他深信，只有中华民族发自于心的学问和精神，才能抵抗强大的危机、覆灭的命运，而不是空掉书袋。我们的文化在哪里？在心里。
西南联大学生兵的奉献和学者们的坚韧
周志兴：
我赞成曼菱说的，有的时候不能光靠规章制度，还要靠精神，我觉得精神和规章制度的有机结合，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好。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挽救西南联大的历史，你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另外，西南联大人他们的精神能够坚持到现在，靠的是什么东西呢？
张曼菱：
一路上，很荣幸有很多人支持我、理解我。1998年，我通过云南省“人才引进”项目回到云南，我就提出要做西南联大的历史。
说来也有个契机，为了这个项目，我要到北京取得北大、清华的认可。
记得那天晚上正是澳门回归日，学生们都很兴奋，跑到天安门广场唱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个片段做进去。
我在2003年完成了《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纪录片，一共五集，当年就在中央电视台的《探索·发现》栏目播出了，播出的时候一片轰动。
当时哈工大的校长给联大的北京校友会会长沈先生打电话说，他要求学校的学生的一定要看这部纪录片，西南联大的欧美同学会也非常激动，认为这个片子做了比较全的梳理。
杨振宁 图片源自网络
北大一个师弟跟我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这两位诺贝尔得主是不同台的，只有你把他们两位弄到一块儿。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因为他们都舍不下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对他们来说，就像母亲一样。所以当我在做这个纪录片时，
许多人听说我已经采访过李政道了，就愿意出来讲并帮我找这些老校友，这就是西南联大的魅力。
《西南联大启示录》完成的时候，网络还不发达，只选择了在央视播出，包括去台湾的那些校友，比如梅贻琦、蒋梦麟、胡适，都讲了。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启了关于西南联大的热议。
在云南，我拍这部片的时候，西南联大旧址上只有一个“一二·一”纪念碑，碑的旁边是个锅炉房，把那个碑熏得雾气腾腾。这个片子播出以后呢，省里专门拨款，立了西南联大遗址，并打造了联大纪念馆。可以说，是纪录片撬动了对这段历史的保护。
西南联大旧址 图片源自网络
当年我做的那些采访是不可再生资源，当时很多人还非常年轻，有的如今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把它还给社会。
2003年这个片子做完以后，2008年两岸关系转暖，2009年我就争取到了去台湾采访的机会，我租了台湾台视公司的一个金牌摄制组，跟着我跑了半个月。我们把西南联大当时还健在的老校友找了一遍。
西南联大国文系师生合影 图片源自网络
台湾有一个西南联大在台校友会，会长是柴之棣先生（2014年去世），他就住在连战的楼下。我找到了一位90岁高龄的学姐刘长兰，她是我整个采访中资历最老的。
她是1936年入学的，16岁考入北大。
既然是历史纪录片，那就要有一个历史的框架，不是随便找一个人东拉西扯。
既然我讲的是西南联大，那么，对于西南联大离开北京、南迁到长沙，然后从长沙转移昆明，这个迁徙途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关注；一位具体的西南联大人当时在哪儿，在这个环节里是什么角色，有着什么感受——我需要的是这些内容，我需要老校友们通过讲述来重建历史的框架。
做完纪录片以后，我又写了《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样就把在台湾新做的采访包含了进去。我还找到了一批当年从军的人，他们是为了抗日才从军的，从没想过今后会被划为哪一派。
我采访了一个叫刘孚坤的学长，他到台湾后也没有入国民党。抗战结束后，他就跟殷海光在军中组织了一个俱乐部，那时候他们天天骂共产党。
殷海光本来是国家主义者，后来也曾经被国民党重用，担任《中央日报》的主笔，但是到台湾后，他就转型成为一个自由主义战士，也是为联大校友左中右都引以为傲的一个人。
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这一生求真的道路是很曲折的。殷海光最后用他的生命找到了他所认可的真理。
刘孚坤学长跟殷海光是极好的朋友，从军队出来以后，他又重新回学校读书，后来到了北京。到了北大以后，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告诉他说“你快跑吧，因为‘镇反’开始了，要镇压反革命”，还说“反革命”名单里有他的名字。
于是他就连夜翻墙逃出北京，南下，然后就到了台湾。他并不是有心要追随国民党，到了台湾也看不惯国民党。
他的生活是比较窘迫的，好在他算是“荣民”，可以排队等着分房子，但还没有等到分房子就过世了，很坎坷。
当时他给我讲了很多故事，也给我念他的诗，真是个才子啊！
殷海光 图片源自网络
蒋介石曾经讲“十万青年十万军”，但学子们并不这么认为，因此学校里“左”“右”分裂得很厉害。梅校长就动员一些教授出来讲话。
当时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美军的资源和物资，说明文字都是英文的，如果会英文的学生都不参与翻译，这仗还怎么打？
梅校长出于保护学生的动机，一直不愿意学生们上战场，但是这时候必须让他们去了。许多教授也出来演讲动员。
闻一多先生讲得比较特别，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对国民党非常不满了，他说：“没事，去参军吧，然后把他们的武器夺过来，我们再保护自己。”
刘孚坤给我讲了很多从军的学生的故事，但是这些往事至今在公共历史上还是一个空白。1941年从军的清华学生后来曾经自费出了一本书《八百学子从军记》，我也曾经向许多出版社推荐过，但直到现在没有公开出版。
这些学生兵，分布很广，他们有的加入了远征军，有的参加了芷江受降，很多重大的历史他们都参加了……都是非常宝贵的回忆。
青年学子“投笔从戎”自古以来都是美谈，他们及其事迹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他们不应该被埋没。
王力先生诗
唐小兵：
刚才听张老师讲的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穆旦。到长沙的时候，闻一多也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从湖南长沙到湘西再到贵州再到云南的整个历程，穆旦他们这些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都参与了。
穆旦带了本英文字典，每走一天，就翻一页，背记一页，然后撕掉一页，这样一路走过去。后来穆旦又参加了远征军，经历了战场上很多极其苦难的场景。他写的一些诗歌非常振奋人心，比如“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等等。
我就想，那一代人，他们没有辜负那个时代、那个国家。
假如不是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如果不是抗战发生……北平、天津的大学教授、那些学者，他们百分之六七十都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他们的生活是高度西方化的，完全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如果不是经历急剧的社会动荡，他们对中国的底层有多少了解？
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也很艰难。我读《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他带着几个幼女后来逃难到了天津，差点挤不上去船。
他坐船一路颠簸，导致眼睛也有了问题，后来到了重庆，眼睛几乎完全看不见了，但在那样一个情况下还要做学问，在藏书尽失的情况下凭借超强的记忆还写下了《隋唐制度史论稿》等经典著作。
钱穆先生也是很坚强，他到了西南联大的蒙自校区写出了《国史大纲》。
当时他本来是想做一些专门史的研究的，有朋友跟他说，在这个关头，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别想看到一些通史类的著作，以能够从中看到中国文化的精神，所以钱先生就写了《国史大纲》。
很多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希望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到一些精神的资源帮助他们面对那个时代。
陈寅恪 图片源自网络
我觉得战争的发生，以及学校内迁的过程，让那些在象牙塔里其实是有点游离于中国内地和普通人生活之外的精英分子群体，跟底层社会和内地乡土中国发生了勾连，这对后来的中国历史走向有很大影响。
比如闻一多，本来是做古典文学研究的，后来渐渐走向左翼。另一方面，这也让很多大学教授更好地认清了中国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很多年轻大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出身的学生，到了长沙后也有变化。中共当时也派人去动员这些大学生去西北，有的人去了，有的人则继续坚持求学。
在这一过程中，你会看到，整个文化阶层也好，学生群体也好，教授群体也好，发生很多变化，但是有些人仍然在继续坚守信念，要把学术、文化传递下去。
陈鼓应先生编《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写殷海光晚年时候的一些谈话录。殷海光写了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目睹的大学教授的格局和气象。
比如，殷海光去听金岳霖的课，金岳霖说，“最近有一个教授从德国回来，他讲的课比我讲得好，我的课你不用听了”。
这些学者的格局和气象，对学生一定是有影响的。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讲，有一次他看到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儿高谈阔论。
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到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原创性），是老糊涂了吧。”对大师，他们都敢臧否。
而现在我们课堂上，更多地强调，要听老师的，老师讲的就是对的。
我有时候在课上鼓励同学们相互争论，但同学会说：不要有太多讨论，同学讲的，没有意义，老师讲的才有用，因为老师讲的可能是考试重点要考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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